钢铁企业工业废水处理现状

钢铁行业作为一个高能耗、多排放的行业，在全国节能减排工作中承担着重大责任。废水处理设备就是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对废水进行处理，使废水净化，减少污染，以至达到废水回收、复用，充分利用水资源。将废水中各污染物分离出来或将其转化成无害物质的过程。废气处理设备通过化学反应和传质作用来分离、去除废水中呈溶解、胶体状态的污染物或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的废水处理法。在化学处理法中，以投加药剂产生化学反应为基础的处理单元是：混凝、中和、氧化还原等；而以传质作用为基础的处理单元则有：萃取、汽提、吹脱、吸附、离子交换以及电渗析和反渗透等。后两种处理单元又合称为膜分离技术。废气处理公司其中运用传质作用的处理单元既具有化学作用，又有与之相关的物理作用，所以也可从化学处理法中分出来，成为另一类处理方法，称为物理化学法。为进一步降低钢铁企业吨钢新水消耗，提高钢铁企业用水回用率，必须积极推广少用水或无水技术设备，加强合理梯级用水，加强工业废水的综合处理与回用。 一、钢铁企业工业废水的来源及分类 钢铁公司企业发展工业废水按其来源来分,可以主要分为循环冷却水进行系统排废水;脱盐水、软化水及纯水制取设施建设产生的浓盐水;钢铁厂各工序在生产管理运行工作过程中能够产生的废水等。 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废水排放 钢铁企业循环冷却水系统包括开放式净水系统、封闭式纯水或软化水循环水系统、开放式浑浊循环水系统。 敞开式净循环水系统的排废水处理一般可以作为浊循环利用冷却水进行系统的补水。 封闭式纯水或软水循环水系统一般只有渗漏和漏水，基本不考虑正常运行，废水处理。 浊循环水系统常用于气体清洗、冲渣、火焰切割、喷雾冷却、急冷、精炼除尘等。因此，就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放的废水而言，主要是指开式浊循环水系统排放的废水。 脱盐水、软化水及纯水作为制取技术设施发展产生的浓盐水 钢铁企业炼铁、炼钢、连铸等关键设备的间接冷却闭路循环水系统中，常采用脱盐水、软化水、纯水，以及锅炉、蓄电池的补水。 钢厂各种工艺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钢铁厂生产及营运期间产生的废水包括: 烧结厂的废水主要为湿式除尘器产生的废水和冲洗地坪、输送皮带产生的废水,以夹带固体悬浮物为主,主要成分是烧结混合矿料。 焦化厂废水主要是产品回收精制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氨水、高浓度焦化废水、蒸氨废水和低浓度焦化废水，废水中酚氰和COD含量较高。 冷轧厂的废水主要为进行中性盐及含铬废水、酸性环境废水、浓碱及乳化液作为废水、稀碱含油工业废水、光整及平整处理废液等。 二、钢铁企业工业废水处理现状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要求不断提出，即将出台的新版《钢铁工业用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也对现有和新型企业排放工业废水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作为一种非传统水资源，钢厂的工业废水越来越受到各大钢铁企业的重视。工业废水再利用是各大钢铁企业工业废水的常用处理方法。

打破农村生活污水运营管理困局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相关领导介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已达到87%，但村庄的污水处理率只有8%。污水处理设备的覆盖率比较低。 据悉，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约占我国生活污水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是我国主要流域水污染的重要因素。当前，急需打破农村生活污水运营管理的困局，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污水处理之路。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很多地方变成了烦心事，究其原因是经济账不好算：一方面，建设投入和后续的管理维护投入需要大量资金，政府几乎承担了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到管理维护的绝大部分责任和负担，且处理率越高，财政压力也越大；另一方面，实际处理效果并不理想，低效运营甚至失效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在诸多成本中， 令地方政府头疼的是长期的管理运营成本。这是因为，当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投入机制中存在明显的重建设、轻管理倾向：建设成本可以通过项目申报等方式，逐级争取财政拨款投入，可以实现国家投入一点、省市配套一点、地方政府分担一点的方式进行。但是，管理运营成本绝大多数需要基层政府自行解决。这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而言，如果缺乏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财政包袱比较重。 据调查，在上海青浦区金泽镇，一个不到400户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设施，尽管技术工艺属于低成本的，一年的管理运营成本依然达到15.4万元左右，其中约50%是日常维护的支出。这部分成本由区县和乡镇按1：1分担。按照金泽镇30个行政村计算，如果全部普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那么乡镇一年的投入将达到250万元左右。这对位于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济发展受到较大限制的金泽镇而言，财政投入的压力始终存在。另据测算，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2300万吨/天，以农村污水处理运营费用0.8~1.0元/吨计算，每年的管理维护成本将达到67亿~84亿元。这部分费用基本上都由县级和乡镇政府承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积极性。 尽管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责任，但是作为直接受益方的村民却并不领情。大多数农民搞不清楚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也不关心它是不是发挥了作用，更不明白处理成本的高低，只知道“政府工程政府会管”。据调查，在上海郊区，工程建设运营过程中村民的配合度并不高，许多工程在占地选址、污水管网铺设以及后期维护中，均曾因为村民不配合而产生额外成本。这在污水纳管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即使收集管网已经接入厨卫，村民依然延续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洗菜、洗衣服等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河沟。 村民和村集体不配合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效管理运营的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地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运营外包给相关企业负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对相关企业进行监督？我国水务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与相关企业之间本身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依靠政府监督，无论是突击检查还是不定时抽查，都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而且，面对遍布农村的各个工程点，政府有效监管的成本非常高。 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厂商认为出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困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推进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责任和边界没有明晰界定。我国目前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主导作用，而将直接的利益相关主体—农民和村集体排除在决策、建设、管理和监督机制之外。 从经济属性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一方面，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有利于改善农村的水环境，也能够加强区域的各种生态服务功能，对区域景观、食品安全乃至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污水处理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有责任为广大农民提供清洁、安全的水环境，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农民既是农村水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者，同时是生活污水处理的主要受益者，无论从污染者付费还是从受益者付费的角度看，农民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