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了炼油化工企业废水回用过程中膜污染产生的原因

1前言 目前，随着我国水资源危机的加剧，大多数炼油化工企业在建设、改造和扩建过程中都不能提高耗水指标，因此迫切需要实施节水减排措施，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发展。废气处理设备通过化学反应和传质作用来分离、去除废水中呈溶解、胶体状态的污染物或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的废水处理法。在化学处理法中，以投加药剂产生化学反应为基础的处理单元是：混凝、中和、氧化还原等；而以传质作用为基础的处理单元则有：萃取、汽提、吹脱、吸附、离子交换以及电渗析和反渗透等。后两种处理单元又合称为膜分离技术。废水处理设备就是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对废水进行处理，使废水净化，减少污染，以至达到废水回收、复用，充分利用水资源。将废水中各污染物分离出来或将其转化成无害物质的过程。东莞畅东环保公司通过微生物的代谢作用，使废水中呈溶液、胶体以及微细悬浮状态的有机污染物，转化为稳定、无害的物质的废水处理法。炼油废水回用是节约用水、减少排放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对用水指标要求严格，许多炼油化工企业采用双膜处理工艺，实现深度处理后废水的 大回用。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等膜分离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等行业的给水处理和废水回用，但对炼油废水和石油化工废水的处理尚未得到业界的认可，尚处于试验阶段。石油化工企业采用双膜处理工艺已近十年，各企业的回用处理工艺运行基本成熟。然而，由于炼油化工废水进水过程的复杂性，膜污染严重，已成为制约炼油化工企业废水回用的瓶颈。因此，分析污水回用系统中膜污染产生的原因，确定膜污染控制技术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以反渗透技术为核心的双膜组合工艺作为工业废水回用领域的一项新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为工业废水回用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处理工艺。然而，膜污染一直是反渗透技术在实际工程中推广应用的主要障碍。膜污染是由膜表面粘附层的形成和膜孔道的堵塞引起的。反渗透膜污染的主要原因有:①结垢污染。由于反渗透的脱盐特性，反渗透是原水浓缩过程，在浓水侧的膜表面容易产生碳酸钙、硫酸钙、硫酸钡、氟化钙、金属氧化物、硅酸化合物等沉积物。随着原水浓度的增加，这些不溶性盐可能会沉淀超过其溶度积，并在膜表面形成水垢。另外，集中极化也会加剧这种现象。②微生物污染。当微生物随反渗透进水进入系统时，以有机物为营养物生长繁殖，造成膜的生物污染。③有机污染。反渗透进水有时含有大量的各种有机物，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会吸附在膜表面，造成膜通量的损失，特别是严重时会发生不可逆的通量损失。④胶体污染。胶体污染主要由原水浓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引起。污染物成分可以是有机和无机单体或化合物，如硅酸化合物、硫化物、腐殖酸、絮凝剂、助凝剂等。 2实验教学设备与研究分析方法 2.1实验设备：1日本JEOL公司的JSM-7401F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真空干燥，镀金层厚度10nm，加速电压5kV，探测深度0.5~0.7μm。

打破农村生活污水运营管理困局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相关领导介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已达到87%，但村庄的污水处理率只有8%。污水处理设备的覆盖率比较低。 据悉，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约占我国生活污水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是我国主要流域水污染的重要因素。当前，急需打破农村生活污水运营管理的困局，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污水处理之路。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很多地方变成了烦心事，究其原因是经济账不好算：一方面，建设投入和后续的管理维护投入需要大量资金，政府几乎承担了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到管理维护的绝大部分责任和负担，且处理率越高，财政压力也越大；另一方面，实际处理效果并不理想，低效运营甚至失效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在诸多成本中， 令地方政府头疼的是长期的管理运营成本。这是因为，当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投入机制中存在明显的重建设、轻管理倾向：建设成本可以通过项目申报等方式，逐级争取财政拨款投入，可以实现国家投入一点、省市配套一点、地方政府分担一点的方式进行。但是，管理运营成本绝大多数需要基层政府自行解决。这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而言，如果缺乏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财政包袱比较重。 据调查，在上海青浦区金泽镇，一个不到400户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设施，尽管技术工艺属于低成本的，一年的管理运营成本依然达到15.4万元左右，其中约50%是日常维护的支出。这部分成本由区县和乡镇按1：1分担。按照金泽镇30个行政村计算，如果全部普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那么乡镇一年的投入将达到250万元左右。这对位于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济发展受到较大限制的金泽镇而言，财政投入的压力始终存在。另据测算，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2300万吨/天，以农村污水处理运营费用0.8~1.0元/吨计算，每年的管理维护成本将达到67亿~84亿元。这部分费用基本上都由县级和乡镇政府承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积极性。 尽管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责任，但是作为直接受益方的村民却并不领情。大多数农民搞不清楚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也不关心它是不是发挥了作用，更不明白处理成本的高低，只知道“政府工程政府会管”。据调查，在上海郊区，工程建设运营过程中村民的配合度并不高，许多工程在占地选址、污水管网铺设以及后期维护中，均曾因为村民不配合而产生额外成本。这在污水纳管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即使收集管网已经接入厨卫，村民依然延续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洗菜、洗衣服等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河沟。 村民和村集体不配合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效管理运营的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地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运营外包给相关企业负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对相关企业进行监督？我国水务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与相关企业之间本身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依靠政府监督，无论是突击检查还是不定时抽查，都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而且，面对遍布农村的各个工程点，政府有效监管的成本非常高。 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厂商认为出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困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推进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责任和边界没有明晰界定。我国目前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主导作用，而将直接的利益相关主体—农民和村集体排除在决策、建设、管理和监督机制之外。 从经济属性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一方面，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有利于改善农村的水环境，也能够加强区域的各种生态服务功能，对区域景观、食品安全乃至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污水处理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有责任为广大农民提供清洁、安全的水环境，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农民既是农村水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者，同时是生活污水处理的主要受益者，无论从污染者付费还是从受益者付费的角度看，农民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