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如此的重要

水是人类生存 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受到污染且数量剧减，这成为人们生存的一大危机，这就需要采取水处理设备来解决问题。生活污水处理设备主要集中处理农村的污水，因为农村生活污水产生强度低于城市，村乡财力单薄、农民收入低下，应当鼓励采用经济、简易、有效、尽可能与当地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多样化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实现污水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斯麦恩专家说首先是从水资源取走所需的水量，通过使用水处理设备来满足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后，数量有所消耗，质量有所变化，在另外地点回归水源，提高了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节约用水。然后是取用水能发展水运、水产和水上游乐，维持生态平衡等，这种利用不需要从水源引走水量，但是需要河流、湖泊、河口保持一定的水位、流量和水质。 所以解决水资源紧张的重要途径，主要的方法有： 1、降低工业用水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2、实行科学灌溉，减少农业用水浪费。 3、回收利用城市污水、开辟第二水源。 因此，找出问题，根据现在的国情和实际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从而采取办法解决，生活污水处理设备的使用为人类的社会从生存和发展带来 大的福利，同时也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打破农村生活污水运营管理困局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相关领导介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已达到87%，但村庄的污水处理率只有8%。污水处理设备的覆盖率比较低。 据悉，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约占我国生活污水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是我国主要流域水污染的重要因素。当前，急需打破农村生活污水运营管理的困局，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污水处理之路。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很多地方变成了烦心事，究其原因是经济账不好算：一方面，建设投入和后续的管理维护投入需要大量资金，政府几乎承担了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到管理维护的绝大部分责任和负担，且处理率越高，财政压力也越大；另一方面，实际处理效果并不理想，低效运营甚至失效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在诸多成本中， 令地方政府头疼的是长期的管理运营成本。这是因为，当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投入机制中存在明显的重建设、轻管理倾向：建设成本可以通过项目申报等方式，逐级争取财政拨款投入，可以实现国家投入一点、省市配套一点、地方政府分担一点的方式进行。但是，管理运营成本绝大多数需要基层政府自行解决。这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而言，如果缺乏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财政包袱比较重。 据调查，在上海青浦区金泽镇，一个不到400户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设施，尽管技术工艺属于低成本的，一年的管理运营成本依然达到15.4万元左右，其中约50%是日常维护的支出。这部分成本由区县和乡镇按1：1分担。按照金泽镇30个行政村计算，如果全部普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那么乡镇一年的投入将达到250万元左右。这对位于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济发展受到较大限制的金泽镇而言，财政投入的压力始终存在。另据测算，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2300万吨/天，以农村污水处理运营费用0.8~1.0元/吨计算，每年的管理维护成本将达到67亿~84亿元。这部分费用基本上都由县级和乡镇政府承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积极性。 尽管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责任，但是作为直接受益方的村民却并不领情。大多数农民搞不清楚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也不关心它是不是发挥了作用，更不明白处理成本的高低，只知道“政府工程政府会管”。据调查，在上海郊区，工程建设运营过程中村民的配合度并不高，许多工程在占地选址、污水管网铺设以及后期维护中，均曾因为村民不配合而产生额外成本。这在污水纳管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即使收集管网已经接入厨卫，村民依然延续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洗菜、洗衣服等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河沟。 村民和村集体不配合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效管理运营的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地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运营外包给相关企业负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对相关企业进行监督？我国水务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与相关企业之间本身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依靠政府监督，无论是突击检查还是不定时抽查，都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而且，面对遍布农村的各个工程点，政府有效监管的成本非常高。 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厂商认为出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困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推进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责任和边界没有明晰界定。我国目前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主导作用，而将直接的利益相关主体—农民和村集体排除在决策、建设、管理和监督机制之外。 从经济属性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一方面，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有利于改善农村的水环境，也能够加强区域的各种生态服务功能，对区域景观、食品安全乃至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污水处理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有责任为广大农民提供清洁、安全的水环境，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农民既是农村水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者，同时是生活污水处理的主要受益者，无论从污染者付费还是从受益者付费的角度看，农民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